在警察国家的威权时代，人们看到了权力之下的行政契约意志自由的可能性。

一方面，医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较为复杂，前后叠加，不同地方之间也大相径庭。以执法结果公开为手段增强医保领域全民守法的意识和素养。

针对医保领域较为普遍的违法、不当现象，如何通过公益诉讼予以监督与遏制，既是今后检察机关、社会组织职能充实完善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医疗保险社会监督、强化全民守法社会氛围的关键举措。是继续置于社会保险法中予以修订完善，抑或是置于《基本医疗保障法》中，作为基本医疗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安排?虽然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迈入法治轨道的重要里程碑，但就基本医疗保险而言，其专门规定不过第三章的寥寥十条，在制度完备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等方面均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些参保人员、医护人员违法行为的屡禁不绝，其背后既有现行法律制度、法律实施层面的不足，也有医保各方主体缺乏法治信仰、全社会法治氛围不强的弊病，甚至有未将骗保等行为看做严重的违法行为，反将其视为良心善举而予以宽容认同。有必要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建立医保执法联席会议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通过司法制裁的必要、有力应用，一方面有利于防止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现行犯罪的发生。

但在看似共识的背后是不同的诉求和预期目标。显然，激活法院作用对于医保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精细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在那个时期，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都被直接转译为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正义的论争所导致的内战，正在破坏和平——法律上的抵抗权正在破坏政治性的和平。

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意义上，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实际已经无需再安置一个随时干预的主权者。霍布斯希望，通过法律和政治的联姻，能够最终解决这一难题。既不再需要君主，也不再需要人民，甚至也不再需要国家。在资产阶级法治—民族国家宪法这样一种形式中，民族因此扮演了极为关键的中介角色。

第三个核心概念则是立宪。其二，伴随国际性非正义/和平状态的加深，国内的阶级和平/正义问题也愈发凸显，并最终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总爆发。

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立法和司法也形成了一种上位和下位的等级关系（这实际也是对古典法律传统的颠覆）。原载何勤华主编：《超国家法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为阅读便利故删除注释 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超国家宪法机制 。而在卢曼看来，这种假象实际实现了一项社会功能，即通过它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政治主要是由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与权力计算的逻辑所决定的。实际逻辑并非如此，或者说，宪法理性国家与革命理性国家和君主理性国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但是，这一难题在霍布斯那里始终并未获得完全解决，因为国家利维坦也可以转身吞噬法律正义。政治决策机制与宪法运作机制，在当代成熟的立宪国家语境下，已从属于两种不同的实践逻辑，正如德沃金对法律的政策性论证和原则性论证的严格区分已经充分说明的一样。在过去，法律主要通过司法裁判权的机制发挥其效能，只在个案性冲突出现时才介入其中。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永恒难题。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989年—至今）。以冷战为分界线，世界法第一次不再主要以各国比较法的形式呈现，而是以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的对峙形态出现。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如果说，从1648—1918年，人民（民主）最初驯服了君主，法治随后则驯服了民主，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又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最终打破了主权国家范围内法治与革命因素的既有平衡。

而这一历史进程也说明，即使在近代领土国家最初建立的过程中，法律和政治还是被严加区分的，政治统一化的步伐，必须通过依靠法律裁判权集中化的方式而展开。只有通过对各法律领域集中性的管控，即通过法律裁判权的统一，才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法治国的出现，也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演化趋于成熟。以美国宪政为经典蓝图的法律全球化模式，终结了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法治与革命的现代辩证法。作为对法国大革命激进民主范式的替代，美国革命为这一历史大周期贡献了宪政模式。在这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

其三，晚近的第三波法律全球化时期的宪法机制，通过国家与跨国司法化机制的同步演进，已经可以通过诉诸各类基本价值、基本原则、基本人权这样一些法律工具，借助于宪法解释技术的精进，通过不断沟通宪法、法律与权利及道德原则，经由不断展开的司法审查机制与宪法解释过程，从而不断拓宽宪法的自我创生空间，以此，容纳各种基本权利扩展的要求，调整政体安排的制度架构，从而获得社会持续演化的动力机制。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维度，政治与法律的界分闸门，以及在界分基础之上实现的良性循环，都会遇到致命难题。

可以注意到，直至17世纪初期，政治权力仍然不能将它的权力触角渗透到分散的各个法律领域当中。在19世纪初叶的革命理性国家时期，民族概念开始被等同于人民（民主）概念，它们共同以君主理性国家作为其革命和改造对象，民族动员因此以人民（民主）革命的形式得以完成。

在这种情境下，霍布斯提出的方案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利的结合，把法律效力的基础建立在政治主权之上，以此来保卫社会和平，驯服法律正义。在1648—1918年这一大历史的跨度中，有三个枢纽性的法律概念为现代立宪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一是民族。

因为，在宪法理性国家的法律实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运动的背后，也即在这种法律和政治新型联姻关系的背后，更应注意到，这是新的政治与法律系统各自运作分化之后的成果。从历史演化角度观察，直至进入法治理性国家阶段之后，通过政治民主化和法律实证化的双重机制，基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分化与结构耦合基础上的宪法理性的出现，才为现代法治国的出现奠定了根基。其内在逻辑是：在寻找正义基础的过程中，法律也可能摧毁它的前提条件，亦即和平。现代宪法理性国家重新恢复了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念：即认为宪法的功能就是要把政治运行在法律的框架之中。

法治吸纳革命的美国宪法版本，战胜了革命替代法治的苏联国家模式。取而代之，在进入到革命理性国家阶段后，必须不断通过必然性与自由这组辩证法，通过革命的内在动力，来统合与重组法律秩序。

但是，实际上，伴随着现代宪法机制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晚近第三波法律全球化时期，各种跨国性和超国家宪法机制的演进，这种民族国家宪法的内在悖论已被逐渐得以解除。当然，宪法理性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致的挫败与悲剧，也并非仅仅出于非宪法理性国家阵营的存在。

与国际均势体系的构想不同，国际层面的正义与和平，实际难以通过各国国内的正义与和平的简单加和就得到实现但是，这一难题在霍布斯那里始终并未获得完全解决，因为国家利维坦也可以转身吞噬法律正义。

现代宪法机制的发展，已然不是一个对政治系统不断做出点对点回应和解释的过程。二、民族国家宪法危机与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来临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一期（1918—1945年），以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体系开始第一次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这与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过去，包括古典罗马法传统，包括中世纪阿奎那的自然法传统，都建立在严格区分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之上。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治理，实际主要都是围绕裁判权而展开。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由于宗教问题与道德问题频频被转化为法律问题，在法律领域展开其攻防，这更是加剧了这一悖论的暴露。由于国家是规范效力归属的终点，即国家被作为无法进一步推演出来的秩序。

在这里，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是宪法司法化的建立，其二则是政治民主化的展开。因为，在那个时期，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都被直接转译为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正义的论争所导致的内战，正在破坏和平——法律上的抵抗权正在破坏政治性的和平。

也就是说，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内/外分野的民族国家宪法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人民意志和革命暴力的驯服，以弥合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法治正义之间的距离，应对人民主权/人权、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之间的多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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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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